解密犍陀罗——东方造像为啥长着一张“希腊脸”？ -凯时尊龙官网

巴米扬石窟

在大唐东都洛阳，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一场与丝路有关的展览正在洛阳博物馆低调进行。这是从地中海到中国——平山郁夫藏丝绸之路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之后，洛阳是巡展中的一站。

近200件（套）地中海地区丝路文物诉说着东西方遥远而深切的关联。而这些精美的遗存，穿越2000年，跨越6000余公里来到丝路起点，也在向此地的人们昭示着某种隐秘的联系。这个联系就是犍陀罗。

龙门石窟

《大唐西域记》记载：唐玄奘往西天取经，途经“健驮逻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东临印度河”，此即犍陀罗佛造像发源地。

犍陀罗是人类文明的熔炉，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草原文明在这里相遇、碰撞和融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犍陀罗文明。

犍陀罗，被称为“佛像的故乡”，是佛教的飞翔之地，公元2至3世纪，佛教在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和再造，达到鼎盛。犍陀罗艺术吸纳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号、理念，造就了其世界主义的面貌和特征。后来在东亚文明中呈现出来的佛像、菩萨像、佛教视觉艺术作品，都深深打上了它的烙印。

佛陀立像  公元2-3世纪平山郁夫藏

犍陀罗艺术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融合和淬炼中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焕发出东西方文化交融之美。

本期大河报文化周刊《河之洲》在丝路的起点解读丝路那端的犍陀罗艺术。

东方造像为啥长着一张“希腊脸”？

洛阳博物馆向南十余公里，便是龙门石窟。自隋唐宋400余年间的大规模建造留下众多造像，成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经典聚落。

正在洛阳博物馆举行的从地中海到中国——平山郁夫藏丝绸之路文物展中，有些来自中亚的佛造像，长着希腊面孔，高鼻深目，须发卷曲，肌肉饱满生动，立像则体态健硕强韧，与龙门石窟佛造像迥异。早期佛造像的那种宗教神秘色彩在龙门石窟越来越淡，已自然而然地与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过程的孕育是漫长的。解析这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必须走向佛造像的源头。

丝绸之路两端，一个是被誉为佛教艺术起源的犍陀罗艺术，一个是东方佛教艺术宝库，2000余年后，在洛阳相遇。

犍陀罗浮雕“大光明之神变”

前世

  最初的模样

从事犍陀罗艺术及丝路艺术品收藏研究的郑州人刘征，关注犍陀罗十年之久，多次深度探访中亚、西亚等国家，他用一句话给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概括解释犍陀罗艺术：“佛教艺术史上第一次出现人形具象的佛造像。”

“佛陀涅槃约500年后才出现造像。”刘征说，在原始佛教的创立之初，佛像并不存在。那一时期的佛教艺术用一些象征的载体，譬如用足印代表佛的修行之路，以菩提树表达觉悟，用莲花座代表世尊本体，用法轮象征佛传授的理论等。“原始佛教在起初是没有具象化的造像，就是为了防止偶像崇拜。”建于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的巴尔胡特围栏浮雕及桑奇大塔塔门保存了大量这样的作品。这种“看不见的佛陀”，是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希腊雕塑艺术带到了东方，在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代，和起源于印度的佛教邂逅，最终在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统治下，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佛造像艺术。今人看到的佛像均来源于犍陀罗，其雕造技法直启后来的敦煌石窟、云冈石窟等。

刘征的犍陀罗造像艺术探访之旅，科尼亚博物馆见到古罗马石棺——犍陀罗艺术的来源之一。受访者供图

犍陀罗是一个地域名称，它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在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犍陀罗梵文意为“芳香之地”，在法显的《佛国记》中，称它为“犍陀卫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称之为“健驮逻国”；《续高僧传》中意译为“香行国”。它是古印度16国之一，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早期佛教经典里面，譬如《大史》《增支部经典》都有记载。

而不同政权、民族、文化、信仰轮流占领，皆在犍陀罗地区留下印迹，东西方不同国家的美学、艺术与技法，最终成就了这一独具审美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混血美神——犍陀罗艺术。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一书中将犍陀罗艺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世纪末到140年，这个时期，佛像在佛传浮雕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其中形象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那一时期的佛像在脸型、衣着上依旧是希腊化的，但神态庄严，颇具佛教精神。第二阶段是140年到230年，这个时期，出现了单体造像。这些造像一般高3~4.5米，已经成功熔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于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如剑一般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而有顶髻；身着希腊式服装，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带胡须等。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佛造像的眼睑渐渐低垂，面部线条慢慢僵硬，袍服越来越紧贴，躯干本身也越来越抽象，呈现出东方化、神秘化的发展轨迹。

迦腻色伽“佛陀”字样金币

  东传与演变

一提到佛教东传，我们都会说是东汉明帝时期的白马驮经。公元64年，明帝夜梦金人。大臣告诉皇帝说，你梦见的是西方的佛陀。因此，明帝就派人到印度去寻找佛经，结果，在犍陀罗地区，使者遇到了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于是邀请来汉地传播佛教，并在洛阳建立了第一个寺庙——白马寺，摄摩腾还翻译了《四十二章经》。

中国进入汉朝，正是犍陀罗文化全盛时，佛造像随佛教文化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一路向东进入中国，与东方文化相融合。

丝绸之路冲破了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文化圈，当这条最初的商路连通了阿富汗的巴米扬时，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印度、西亚与中亚的文化在这里交会碰撞。佛教，很快就融入了这巨大的文化交流的洪流中，产生了著名的巴米扬石窟。巴米扬石窟拥有两项世界之最，巴米扬石窟是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巴米扬大佛则是世界上最高的古代立式佛像。

犍陀罗一直是丝绸之路的要冲，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犍陀罗国那些残破衰亡的佛教遗址。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犍陀罗国的疆域，东西约千余里，南北有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今印度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逻，王族绝嗣，隶属迦毕试国，市井空荒，人烟稀少。可见国力曾鼎盛一时的犍陀罗国，在7世纪玄奘大师西行之时，不但已荒废没落，且已臣属于他国。

佛教艺术传入中国，有一个清晰脉络。从犍陀罗—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流看，犍陀罗艺术的输入，渐次演变，到了南北朝时期，佛造像已中国化了，说通俗点，造像完全按照中国人的形象来塑造了！

建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便明显可见犍陀罗风格的影子，可以说，犍陀罗艺术是我国佛造像的源头。

孝文帝迁都洛阳，龙门石窟开凿，历经魏、齐、隋唐、宋代400余年大规模打造，所以在龙门石窟中的造像已经完全被中国文化所吸收内化，更富东方气质。而后，佛教艺术随着唐朝文化一路向东，进入高丽、日本。

“应当说，犍陀罗是佛像艺术的本源、根源，而后从这里向东，向西，向南，向北，生发生长。它是一个蓝本。”刘征说。

今生

 文明的“遗孤”

 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带来的却是兵戈不断，地质特点又导致地震频发，犍陀罗自诞生起，命运多舛。随着时间的流逝，犍陀罗这个混血的文明之子，在今天似乎成了失孤的弃儿，无所依归。

一个最有代表性而极令世人痛惜的极端案例，便是巴米扬大佛的遭遇。巴米扬大佛位于阿富汗巴米扬省巴米扬市境内，深藏在巴米扬山谷的巴米扬石窟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玄奘都曾亲往瞻仰真容。2001年3月12日，大佛遭到塔利班政权的残酷轰炸，面目全非。

对战乱地区的犍陀罗遗存，刘征用了一个词——“孤儿”，失去守护，任人荼毒。

近世当地战乱不断，民生尚不安稳，文物遗存更是完全失去保护。“被毁坏的速度惊人，令人触目惊心。要看，赶紧去。”刘征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近两三年，他已经走过了十几个中西亚国家，就为了探访犍陀罗遗迹和古丝路遗迹遗存，“它们太脆弱了，不知道哪天就不复存在了”。

  收藏界新宠

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相关的展览多起来了。去年河南博物院的“佛像的故乡——犍陀罗佛教艺术展”、郑州博物馆的“阿富汗国家宝藏”郑州站展览等都与犍陀罗艺术有关。

正在洛阳博物馆举行的这场丝路文物展，展品来自日本艺术家兼学者平山郁夫，他毕生致力敦煌文化保护，进而探源至犍陀罗地区并大量购藏，才有了今天的重量级呈现。“经购藏进入博物馆，是犍陀罗以及其他文物遗存的终极理想归宿。”这是众多研究者与藏家的共识。

对于中国藏家和公众来说，有“希腊风格佛教艺术”之称的犍陀罗相当陌生，刘征介绍，其实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犍陀罗的研究和收藏了。

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家对当时处于英属殖民地辖区内的犍陀罗遗址斯瓦特、白沙瓦等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并确定其为佛教造像艺术的起点。之后大英博物馆大量收藏。

在日本，早在100年前，日本的中山商会就开始购藏犍陀罗，但规模不大。上世纪70年代，有一些美术界先驱如平山郁夫因佛教探源去阿富汗、巴基斯坦采风，犍陀罗艺术逐渐开始被更多的日本收藏家认知并收藏。大规模的购藏是从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上世纪60到80年代，日本已经超越了欧美的需求量，成为最大的犍陀罗购藏地。

“日本的犍陀罗收藏机构中，比起博物馆、美术馆来说各地寺庙反而是主力，日本的寺庙很多是私有的，家族式的。”刘征说，日本的美术馆、博物馆也收藏大量犍陀罗，现有存量从数量到质量品级，世界上屈指可数。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犍陀罗造像就在日本京都的美秀美术馆，2.36米高。

美国大都会早期也大量购藏犍陀罗，在欧美，希腊风的犍陀罗被认为是西方艺术而得到珍视。

参观以色列的博物馆给刘征带来很大的震撼，“以色列真的是小国不弱，博物馆的内容非常丰富，世界各地的文明遗存都有系统陈列，不多，件件精品，相当一部分是购藏”。日本的美秀也是这样，全是真金白银购藏的，并且梳理得特别清楚，每一件藏品都得到珍视，得到极好的呈现。

“在今天，犍陀罗已经成为世界级博物馆的标配，几乎世界上任一个有实力的国家的国博，多多少少都会有犍陀罗的收藏。”

犍陀罗作为文明古国的遗存，是非常坚实的概念。而让孩子们通过参观博物馆，了解世界的历史，了解人类的文化，而不只是本国的本民族的文化。“世界级博物馆，一定是站在人类文明的层面而非以政治分野去建立馆藏体系。超越政治范畴和地域范畴，这是博物馆的格局与视野，是博物馆的自我修养。”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自去年也开始征集世界范围的艺术藏品，包括犍陀罗艺术品，我们可以期待国博在不远的未来，建立起世界文明体系的实物展示序列。

在收藏市场上，犍陀罗的价值仍处于洼地，随着公众的认知提升，市场的抬升来得猝不及防,就在两个月前的东京中央秋拍上,创下犍陀罗拍卖最高成交纪录。

刘征的委托人参与了竞拍，他说，这件拍品出自公元二到三世纪，是件浮雕，名为“大光明之神变”，拍前估价5000万~8000万日元，一路激烈竞价到2亿日元落槌，加上佣金约合人民币1500多万元，刷新纪录。而他的委托人此前也志在必得，最终在1.2亿日元时退出了竞价。在10月上旬的香港邦瀚斯佛教艺术拍卖上，一尊犍陀罗主佛也拍出了917.5万港元的高价。犍陀罗艺术已经跨入了千万级的价格。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犍陀罗艺术长期被低估，随着佛教艺术拍卖近十年的发展，这一价值洼地正在逐渐受到大藏家们的关注。

将于下月进行的东京中央香港秋拍筹备了熊泽正幸藏犍陀罗造像专场，拍品来自日本知名古董商熊泽正幸旧藏，刷新拍卖纪录的“大光明之神变”最早便出自熊泽的旧藏，相当令市场期待。

中国大陆藏家和收藏机构近年也陆续进入犍陀罗购藏。“目前主要买家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等地。”刘征表示。

业内分析，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佛教艺术品市场的主流都是藏传佛教造像，但它在经过了一大波牛市行情后，如今正或多或少遭遇到了瓶颈期，精品难遇，普品下滑，市场正在寻找新的热点。一方面，汉传造像这两年受到的关注度正在提升，而另一方面，买家们开始追根溯源，追逐早期汉传造像的源头——犍陀罗。

犍陀罗，混血文明之子，文化遗孤，而今故国不存，唯有那一座座散落世界各地的犍陀罗造像，记录着东西方文化相融合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