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的发现发掘：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 -凯时尊龙官网
《 河南日报 》（ 2024年05月17日 第 08 版）
殷墟出土甲骨卜辞。
“亚址”圆鼎全形拓。 穿着长袍马褂的殷墟发掘者。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李力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资料，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它的发现和研究，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大骄傲，也是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商代晚期的都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考古发现与发掘历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听他讲述这段厚重的历史。
殷墟的发现：
王懿荣、罗振玉等起到关键作用
岳洪彬介绍，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里所说的“殷”，就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地。据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考证，商王朝在殷墟为都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300—公元前1027年；另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年，武王灭商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即自盘庚迁殷至纣灭国，共有8代12王，历时273年，一说254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年结果），都以“殷”地为都城。晚商王朝灭国后，殷都成为废墟，逐渐被历史尘封地下；在19世纪末期以前，无人知晓其具体地点、规模和布局情况。
那么，殷墟是如何重见天日的呢？岳洪彬认为，殷墟的发现离不开几位关键人物。第一位就是最早发现、购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王懿荣。
安阳小屯村附近的农民，耕田时常捡到古老的龟甲、兽骨和各种陶片，有的龟甲和兽骨上有刻字，但他们并不认识这些字。他们把挖出来的甲骨，有的用作肥料，有的用来填塞枯井，有的磨成粉末作治疗刀伤的金创药，也有的直接卖给中药铺作为“龙骨”使用。作为中药材的龙骨，一般不要带字的，当地的农民常把刻字刮掉方能售出。如此被毁弃或作为药材吞入腹中的甲骨，应不在少数。
1899年，传说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服药，在从药铺取回的中药中发现了甲骨文，可谓石破天惊，震惊国内外古董圈。暂不论此传闻是否可信，王氏在1899年发现并开始收购甲骨，应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王懿荣为了得到更多的甲骨文，不惜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甲骨。1900年，王氏曾分两次从范氏和赵氏古董商处，购得有字甲骨千余片。王氏次子王汉章《古董录》中说：“回忆光绪己亥庚子间……先公索阅，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乃畀以重金，嘱令悉数购归。”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序中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之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王懿荣的甲骨藏品，因故于次年全部被清末学者刘鹗所得，并与刘氏另外购得的5000片刻辞甲骨中择其要者，合编为《铁云藏龟》。这是著录商代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
继王懿荣和刘鹗之后，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甲骨收藏和研究者，就是“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
岳洪彬介绍，罗氏不仅善鉴别，而且古文字学功底深厚，在刻辞甲骨的收藏、著录和研究方面成就巨大，先后出版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罗氏收藏的3万余片甲骨多数收录于上述著作中。罗振玉在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同时，于1908年最先了解到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点是安阳洹滨小屯村一带；他委派其弟罗振常前往甲骨出土地探访和收购甲骨，最多一天可购得甲骨千余片，两次寄京有字甲骨达12500多片，当时民间盗扰甲骨对殷墟遗址破坏之巨可见一斑。
罗振玉不仅重视甲骨、铭文等金石学研究，还亲自到安阳小屯考察甲骨的出土情况，对看到的所有古物均悉数采集，将采集的遗物编成《殷虚古器物图录》出版。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到殷墟进行实地考察。郭沫若对罗氏评价很高，认为“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后经国学大师王国维和著名甲骨文学家董作宾对所见甲骨刻辞的考证，实证了“今龟甲兽骨所出之地，正在邺西……，则知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墟”。殷墟考古发掘“功勋人物”刘一曼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殷墟地点的确定，如一道冲破浓雾的阳光，给史学界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希望。”至此，这个沉睡了3000年的商代王都重新被唤醒，并闻名于世。
殷墟的发掘：
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20世纪初期，伴随着新史学和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发掘殷墟成为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学术界的迫切心愿。岳洪彬介绍，殷墟的科学发掘工作正式启动时间是1928年秋，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认为，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殷墟的发掘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是1928年至1937年，为殷墟考古的首创期。
岳洪彬介绍，这一阶段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负责组织进行，共开展了15次发掘，其中有12次围绕小屯宫殿宗庙区进行，3次集中于侯家庄王陵区；同时兼探四境，在大司空、后冈、四盘磨、王裕口、武官村南霸台、范家庄、高井台子和秋口同乐寨等地点，都做了规模不等的发掘。“一群穿着长袍马褂的知识分子走出故纸堆，走向田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史学研究寻找新的一手资料，开启了中国新史学的新局面。就像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站长，现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所说，这种‘兼探四境’的探究方法，就是中国‘聚落考古的萌芽’。”岳洪彬说。
这一阶段主要发掘收获有四个方面：
第一，在小屯村东北地清理了甲、乙、丙三组建筑基址，共计53座。当时发掘者认为甲组基址是商王室的寝殿和宴享之所，乙组基址为朝堂，丙组基址为祭祀礼仪性建筑。第二，清理了数百座祭祀性遗存和中小型墓葬，尤其是乙七基址南侧大批祭祀坑和“小屯东北五座墓”，出土大批青铜器、玉石器等。第三，发现yh127甲骨坑，出土17000余片刻辞甲骨，内容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战争、生活等各方面。第四，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2万余平方米，清理了11座大型墓葬、千余座祭祀坑和小型墓葬，其中8座为商王陵墓，出土大批精美文物。
“通过这一阶段发掘和研究，确认了小屯东北地为晚商王朝的宫殿宗庙区，侯家庄西北冈是商王陵墓区，后冈、大司空和武官村南地也都是晚商时期重要遗址区，尤其在后冈发现的晚商、龙山和仰韶的‘三叠层’，不仅解决了灰陶、黑陶和彩陶三种文化的早晚关系，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发掘方法的逐渐成熟。”岳洪彬说。
第二阶段，时间为1950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殷墟考古的恢复和发展期。
岳洪彬介绍，这一阶段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属中国科学院）郑振香、杨锡璋和刘一曼等主持或参与发掘和研究。除小屯宫庙区为主动发掘外，其他区域的发掘大多为被动的基建发掘。
主要收获有五个方面：
第一，在小屯宫殿宗庙区勘探发现防御性设施大灰沟，并进行局部试掘；清理了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凹”字形夯土建筑基址群，即“丁组基址”。第二，在小屯发掘了妇好和“子渔”等王室成员墓，在郭家庄发掘了高级贵族“亚址”墓，在王陵区发掘了武官村大墓和78ahbm1，出土一大批高规格的青铜器和玉石器。第三，在小屯南地清理若干集中出土刻辞甲骨的窖坑，出土4000余片刻辞甲骨，为继yh127甲骨坑后殷墟第二次集中出土刻辞甲骨，丰富了晚商文献资料。第四，发掘了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北辛庄和大司空制骨作坊、小屯宫庙区内的玉石作坊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大大增加了商文化的内涵。第五，在殷墟西区、郭家庄、苗圃北地、刘家庄北地和大司空等区域集中清理大批商代墓葬，提出“族墓地”的概念。
第三阶段，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8年，为殷墟考古的快速发展期。
岳洪彬介绍，这一阶段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负责殷墟保护区内的发掘，由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殷墟保护区以外的发掘，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项目。在发掘方法上，一改前期以墓葬为主的单一思路，而是大规模地进行探方发掘，重在对殷墟都邑布局的整体把控上。
主要收获有如下四项：
第一，发现洹北商城，大致理清了数十年来一直困惑殷墟考古人的“殷墟何时为都”的问题。第二，发现并清理了花东h3甲骨坑，出土500余片刻辞甲骨，其中有300余片完整的刻辞卜甲，是继yh127甲骨坑和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之后又一次集中出土刻辞甲骨。第三，清理了花园庄东地“亚长”墓、大司空“马危”墓、刘家庄北地“亚弜”墓和近万座中小型商墓，为研究晚商时期的都邑布局和城市演进提供了重要资料。第四，发掘了孝民屯、任家庄、苗圃北地等铸铜作坊、铁三路、北辛庄制骨作坊和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等手工业作坊群。
第四阶段，时间是2019年至今，为新时代殷墟考古开创期。
岳洪彬介绍，这一阶段野外发掘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原则上在殷墟保护范围内不再新开建设项目，基建发掘大大减少，学术目的明确的主动发掘成为主旋律。
这一阶段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四项：第一，对小屯宫庙区进行系统勘探和重点试掘，新发现百余座夯土建筑基址、规模宏大的广场、玉料坑，搞清了商王宫庙区的池苑、给排水系统和核心岛等重点区域的布局。第二，侯家庄王陵区发现东、西两处方形兆域沟和数百座祭祀性遗存，极大地推动了三代时期王陵制度研究。第三，在以殷墟小屯为核心、半径10千米的范围内，新发现大批同时期的重要遗址，如东北方向的辛店铸铜遗址、正北方的陶家营商代墓地、安钢西侧大坡高规格商代墓葬群、西南方向的老六庄四合院建筑和商墓、正南方的任家庄铸铜作坊遗址，以及安阳东区新发现的诸多铸铜遗存出土点和商代遗址，勾画出了以殷墟为核心、周围散布众多遗址点的“大邑商”图景。第四，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大大拓展了殷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前景。岳洪彬认为，近年由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团队主持的利用ai智能技术对殷墟人物（如武丁、妇好）和商代服饰的活化利用和保护展示，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令人耳目一新。“考古成果的转化利用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智能技术在殷墟考古成果的活化利用研究方面，将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岳洪彬说。